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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視與建構:未入額法官協助辦案模式研究——以三個試點法院的實證分析為視角

    2017-11-03  六安市中級人民法院 閱讀數:3966 【字體:  【打印】 【關閉】

    論文提要:員額制法官與輔助人員協同辦案模式是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中一個飽受爭議的堡壘,唯有建立一種恰當的辦案模式平衡二者的利益關系,激發雙方的辦案動力,避免現有審判人員的應有利益受到損失,才能深入推進改革的不斷前進。本輪司法改革自宏觀到微觀涉及司法體制、機制、程序、職權等方方面面,本文通過對三個試點法院實行的員額制法官與輔助人員協同辦案模式分析,認真研究員額制法官與輔助人員在辦案過程中的責任定位、職責權限、分工標準等。文章認為,在員額制法官與法官助理之間可以設審判事務官,負責處理涉及司法裁判的相關輔助性工作。審判事務官可以從已經具備審判資格但未能入額的法官中選任,如此一來既能有效把握庭前程序中案件分流工作的質量與效率,還能在法官員額空缺時填補缺位,為法官梯隊搭建提供平臺。文章提出,員額制法官與輔助人員之間協同辦案模式的構建,應以審判事務分工為前提,準確界定員額制法官與輔助人員各自的職責;應以科學配比為核心,促使有效的審判資源發揮最大效益;應以增加輔助人員為路徑,拓寬輔助人員來源渠道。同時,還要建立符合法院工作特點的人員管理制度,從職位序列管理等方面,保障法官及輔助人員的晉升通道,滿足審判事業的發展需求。全文共9900字(包括注釋)。

    主要創新觀點:文章認為,在員額制法官與法官助理之間可以設審判事務官,審判事務官處于法官助理的高級階段,同時又處于員額制法官的初級階段,即相當于具有司法權的法官助理。審判事務官既享有一定的司法權,同時也能負責完成一定的輔助事務,具體人選可以從未能入額但已經具有審判資格的法官中選任。如此設置突出了法官的核心地位,明確了輔助人員的不同等級,有利于調動各方的積極性,避免了單設法官助理這種“一刀切”式的缺陷,同時能更有效地疏導已經具備審判職稱人員被分流后的抵觸心理,化解崗位設置中的矛盾對立,比較契合基層法院大批法官需要分流的實際。審判事務分工方面,文章認為屬于審判核心事務的有:參與案件的庭審;對案件的實體、程序作出裁判;審核、修正、簽發法律文書等。人員配比方面,文章認為應綜合考慮縱向劃分、橫向劃分以及法官自身辦案情況,合理確定。文章提出,應探索購買社會化服務,增加輔助人員,提高辦案效率。同時,還要建立符合法院工作特點的人員管理制度,從職位序列管理等方面,保障法官及輔助人員的晉升通道,滿足審判事業的發展需求。


    以下正文:


    一、現狀透視——未入額法官協助辦案的現實困境

    一直以來,我國司法實踐中實行的是“審判員+助理審判員+書記員”辦案模式,但隨著立案登記制的實施,訴訟到法院的糾紛呈現爆發式增長,2014年全國各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566.2萬件,結案1380.7萬件,2015年全國各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952.7萬件,審結1672.8萬件。原有的審判模式已經難以滿足現實形勢的需要,迫切需要一種新的審判模式,將法官從非審判事務中剝離出來,專心應對司法裁判。

    長期以來,我國法官實行的是行政管理體制,法官與其他工作人員一起被統稱為干警,法官的工資福利、晉升、考核等基本上也是比照公務員的做法進行。《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2014——2018)》提出了“推進法院人員的正規化、專業化和職業化建設”的任務,提出“推動法院人員分類管理制度改革”和“建立法官員額制度”。中組部、最高法《人民法院工作人員分類制度改革意見》提出,審判輔助人員包括執行員、法官助理、書記員、法警、司法技術人員等五類人員。

    當前的司法改革就是要打破傳統的人員管理體制,突出法官核心地位。我國現有法官19.6萬人,約占全國法院總人數的58%,而按照中央要求,法官員額應當控制在中央政法專項編制的39%以下,改革后將有相當數量的法官不能入額,他們的身份應當如何確定,就成了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如果把他們納入審判輔助人員序列,他們是否能夠服從服務于法官?有學者認為,“法官的職業保障與司法改革后的職責、風險不匹配,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對改革的預期受益者即員額制法官的吸引力……改革后審判輔助人員的職能、權限和責任及其與員額法官之間如何界分,是改革策略上的一大敗筆。”?對于那些曾經工作在審判一線的落選者而言,改革帶給他們的不僅是一個巨大的心理落差和地位的懸殊,還有實質上的不公平。

    二、探索突破——對試點法院辦案模式的分析及未入額法官身份轉換的探索

    2014年6月,上海市司法改革試點工作方案獲得中央通過,同年7月,上海市率先“破冰”試行司法改革。隨后,廣東、吉林、湖北、海南、青海、貴州六省改革方案相繼獲得中央同意批復。上述七省市成為第一批司法改革試點省市,研究試點法院在實踐中摸索出的經驗對于我們構建符合審判規律的辦案模式具有學習借鑒意義。

    (一)辦案模式的選擇

    1.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合議庭共同負責下的主審法官責任制

    該模式強化合議庭共同負責的理念,明確主審法官崗位職責;改革裁判文書簽署機制,將原有的院、庭長簽發制轉變為合議庭法官合署制。人員配置上按照“一線部門重點配置、二線辦案部門適度配置、審判輔助部門零星配置、綜合部門不再配置”的工作原則,根據各部門案件類型特點及近年收結案情況,對法官、審判輔助人員、行政人員三類職務序列人員的員額配置進行核定,形成比較合理的員額配置方案。首批共有 102 名審判員和 71 名助審員納入員額制法官。任命 28 名法官助理,并安排其在法官的指導下,履行審查訴訟材料、組織庭前證據交換、接待訴訟參與人、準備與案件審理相關的參考資料、協助法官調查取證、保全執行、開展調解、起草法律文書等工作職責。上海法院確立了法官、審判輔助人員、司法行政人員33%、52%、15%的員額比例,對于未能入額的法官,根據雙向選擇原則轉入審判輔助人員或司法行政人員崗位。

    2.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縣人民法院:“1+1+1模式”

    “1+1+1模式”即將每個審判團隊的成員固定為一名法官、一名法官助理和一名書記員。根據 31 名法官、15 名法官助理和 24 名書記員的實際情況,在受案較多的民事審判庭和承擔部分民事案件審判任務的審判監督庭,法官、法官助理、書記員的配置比例達到1∶1∶1。在其他業務部門,按照一個合議庭配備 1 名助理、1 名書記員的比例進行配置。針對書記員嚴重不足的現狀,陵水法院通過政府購買社會化服務方式,公開招聘 14 名速錄員擔任庭審記錄及相關輔助工作。??? 海南全省法院未入額院庭長、專委共計67人,依法報請人大任免,調配到政務部門工作,或轉崗為法官助理。???

    3.湖北省武漢市漢陽區人民法院:組建新型審判團隊

    漢陽區人民法院組建17個新型審判團隊和2個執行團隊代替原來以庭為單元的審判組織。設立刑事、商事、家事、侵權、房產、勞動爭議與行政審判審判團隊,根據案件性質和數量,配置法官名額,專司領域審判。設 2 個執行團隊,配置3 名法官,負責執行異議、執行裁定等必須由法官承擔的裁判事務,厘清審判權和執行實施權的界限。 設 1 個刑事速裁團隊,配備1 名法官、1 名助理、1 名書記員。設 2 個民事速裁團隊,配置 6 名法官,專門辦理權利義務關系明確、標的額在 50 萬元以下的民商事案件實行快審速裁。設 1 個立案調解團隊,配置 3 名調解法官,安排 2 名相對固定的人民陪審員。設 1 個未成年人案件綜合審判團隊,配置 3 名具女法官,負責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三審合一”的綜合審判。??? 對于未入額法官,湖北提出,只能作為審判輔助人員或司法行政人員,暫時失去獨立主持庭審或承辦案件的資格。

    (二)對幾種主要模式的評價

    上述幾種模式在形式方面具有三個方面的共同特點,即(1)強調合議庭、獨任審判員的核心作用;(2)法官助理負責輔助性、事務性工作;(3)法官、法官助理與書記員實行分類管理,劃清法官、法官助理以及書記員之間的職責界限。這類組合,突破了“審判員+助理審判員+書記員”傳統模式,構造的是全新的“職業法官+法官助理+書記員”辦案模式,實現了審判資源的優化組合,突出了法官的核心地位,提高了審判效率。總的來說,新的辦案模式以員額制法官為核心,在對法院工作人員分工的基礎上,為法院內部人員分類管理奠定了基礎。這符合司法改革形勢發展的需要,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和合理性。

    但上述幾種模式也有各自不足之處,“合議庭共同負責下的主審法官負責制”讓合議庭對案件的審理、裁判負責,有利于放權于合議庭,符合審判的客觀規律;但合議庭成員之間如何確定審判長?審判長人選是否需要固定?合議庭三名成員之間如何分工?合議庭法官合署裁判文書,如果對案件實體裁判發生分歧,如何作出裁判?如果裁判發生錯誤,合議庭成員之間又應當如何分責?這些問題都有待明確。

    “1+1+1模式”在民事審判庭和審判監督庭按照法官、法官助理、書記員1:1:1配置,有利于讓法官專心于審判事務,提高司法效率,但遇到普通程序案件,各合議庭成員都忙于自己手中的事情,如何才能在短時間內迅速有效組建合議庭?此模式下除民事審判庭和審判監督庭以外的其他業務庭,每個合議庭配備一名法官助理、一名書記員,如果三名合議庭成員同時對法官助理、書記員發出不一致的指令,法官助理、書記員又應當服從誰的指令?這些問題都需要進一步細化。

    “組建新型審判團隊”模式根據案件性質以及審判程序的不同組建新型審判團隊,并設立特色審判團隊。該模式考慮到了普通程序和簡易程序對法官的不同需求,貼近基層法院實際。但其同時也存在以下不足:(1)沒有明確每個團隊中法官之間的配合關系;(2)特色審判團隊負責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綜合審判,在傳統審判法官只審理刑事、民事、行政三種類型案件其中一種類型的工作模式下,團隊成員能否及時轉換角色,適應三種類型案件的審判?(3)民事案件中除義務關系明確、標的額在 50 萬元以下的民商事案件外,還有很多民事案件適宜使用簡易程序,對于該部分案件適用普通程序勢必會造成審判資源的浪費。

    以上三種模式,都有各自的優勢,但也存在自身的不足,至于具體采用哪一種辦案模式,筆者認為,辦案模式的設置本質上就是合理配置審判資源,只要能有效化解社會矛盾糾紛,最大程度利用審判資源,可以不拘一格,沒有必要采用某種固定的模式。“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對審判團隊協同辦案的模式選擇,也可以靈活運用、因地制宜。

    (三)未入額法官的身份轉換

    當下,我國基層法官的人數約占全國法官總人數的70%,如何在現有框架內既做到法官的精英化又保證隊伍的穩定顯得尤為重要。法官助理制度的設立,實際上就是對審判工作人員的再分工,這為法官員額制施行以后未能入額法官的分流開辟了一條重要渠道。但僅依靠法官助理這一單一職業群體恐怕難以解決法院人員分流中的所有問題。

    試點法院打造的“法官+助理+書記員”式的審判團隊模式,用“一刀切”式的方法將傳統審判人員一分為二地進行分流,在人員素質參差不齊的基層法院要想得以全面推廣,必然會引發人心不穩的危機。因為照此分流方式,曾經具有審判資格但未能入額的法官要想繼續留在法院工作,要么轉任到非審判崗位,要么就成為法官助理。轉任到非審判崗位,就等于是剝奪了他們的法官資格,而從法官轉為法官助理,對于那些具有較高審判職稱和多年辦案經歷的老法官來說,又談何容易?筆者認為,讓曾經在審判工作崗位上工作多年的老法官與新進大學生一道,同起點成為法官助理,并不符合改革中所倡導的“新人新辦法、老人老辦法”原則,甚至還會挫傷相關人員的工作積極性,引起人心的震蕩。

    法官員額制的實施是在促成法官職業化的目標下將法院工作人員按照新的職責進行分工,理順法官與輔助人員的關系,實現審判資源的合理配置。可以說,法官員額制的過程就是“精審判”的過程,但在訴訟領域日益擴展的現實背景下,“精審判”的實現離不開“大保障”的支撐。將現有審判人員簡單二分為法官和法官助理的做法沒有兼顧法官在層次上的差異性,從整體上難以提高輔助人員的工作積極性和促進人員分類管理的實現。筆者認為,在員額制法官與法官助理之間可以設審判事務官,審判事務官處于法官助理的高級階段,同時又處于員額制法官的初級階段,即相當于具有一定司法權的法官助理。審判事務官既享有一定的司法權,同時也能負責完成一定的輔助事務,具體人員可以從未能入額但已經具有審判資格的法官中選任。審判事務官,可以負責處理涉及司法裁判的相關輔助性工作。具體有:在簡易程序案件中,他們可以從事導訴、答疑、釋法等工作,負責調解、訴訟保全、先予執行、調查核實證據等工作;在普通程序案件中,他們可以成為合議庭成員并在裁判文書上署名,可以主持案件的合議、調解等工作并草擬裁判文書。考慮到他們不具有法官身份,不能承辦具體案件。審判事務官與員額制法官最大的區別是不能自己獨立承辦案件。如果一個審判團隊中已經配備審判事務官了,那么應當相應減少法官助理的人數。由于審判事務官已經具有審判資格,年齡相對較大,只要在待遇上保障他們與員額內法官差距不大,他們應該不會有承辦案件的強烈愿望。在改革過渡期,對于已經具有審判職稱而未能入額的法官,如果他們不愿意轉崗到行政部門工作,應當將他們吸收成為審判事務官。

    法官助理,不享有司法裁判權,其工作在法官身邊,主要職責為法官審理案件提供服務。他們不是必須具備審判職稱,可以從優秀書記員中選任產生。與審判事務官相比,他們的工作簡單得多,基本上不會涉及司法裁判問題。執行員可以歸入審判事務官范疇,而司法警察和書記員可歸入法官助理范疇。

    書記員主要負責庭審記錄、卷宗裝訂、案卷掃描等業務性工作。

    根據這樣的思路,法院的工作人員將被分為兩個層次五個類別,具體如下:

    第一層次:法官(員額制法官+審判事務官)

    第二層次:輔助人員(法官助理+法警+書記員)

    這樣的設置突出了法官的核心地位,明確了輔助人員的不同等級,有利于調動各方的積極性,實現司法事務的繁簡分流。同時,將審判事務官列入第一層級,其職責定位為依照法律規定進行工作并享有一定司法裁判權的司法工作人員,而不是直接聽命于法官的助手,有效避免了單設法官助理這種“一刀切”式的缺陷,同時能更有效地疏導已經具備審判職稱人員被分流后的抵觸心理,化解崗位設置中的矛盾對立,比較契合基層法院大批法官需要分流的實際。而且,從具備審判資格的人員中選任審判事務官,既能有效把握庭前程序中案件分流工作的質量與效率,還能在法官空缺時填補缺位,為法官梯隊搭建提供平臺。同時,將執行員定位為審判事務官,既與法官相區別,也為執行員序列的單獨管理提供了過渡方案,符合改革的方向。

    三、制度設計——構建符合審判規律的協同辦案模式

    現代分工理論認為,沒有哪一個行業是可以憑借單一主體力量能夠獨自完成的,要想解決好案多人少的矛盾,一味增加法官數量,顯然不符合現實形勢。實行法官員額制,將審判事務在法官與輔助人員之間重新調整分配,并根據工作需要科學配置人員比例,積極嘗試購買社會化服務,對員額制法官與輔助人員實行分類管理,則會“人盡其才,才盡其用”,最大程度上滿足司法審判需求。

    (一)事務分工:協同辦案的前提條件

    實行法官員額制,歸根到底是要建立以法官為中心、以服務審判為中心的人員配置模式。因此,研究審判輔助人員協助辦案模式應當緊扣審判事務分工這一前提,科學合理界定法官與輔助人員的職權范圍。首先,要通過明確的標準區分審判核心事務與輔助事務,實現法官與輔助人員之間的職責分工。審判核心事務是法官的職責,而一些繁雜的程序性事務則應當交由輔助人員負責處理。一般來說,屬于核心事務的有:參與案件的庭審;對案件的實體、程序作出裁判;審核、修正、簽發法律文書等。對于調解、保全、執行等需要一定司法裁判權的工作,可以交由審判事務官負責完成。 除此以外的其他事務性工作可以納入輔助事務范疇。對于一些業務上的工作,如送達法律文書,組織雙方進行證據交換,委托鑒定、評估,接待來訪當事人咨詢等工作交由法官助理完成。書記員主要負責庭審記錄、卷宗的裝訂整理以及案件信息的錄入、卷宗掃描等事務性工作。

    在司法實踐中,具體審判組織的分工可以根據法院的審理級別、案件的不同類型、人員能力水平的差異而作出適當調整。在堅持上述分工原則的基礎上,應當賦予法官指揮審判輔助人員工作的權力。另外,鑒于當前輔助人員比較緊缺,對法官助理與書記員之間的職責可以不必作出嚴格的界分。如果書記員人手不夠,則法官助理應當分擔部分書記員的事務性工作,如果法官助理緊缺,書記員應當分擔法官助理的業務性工作。當然,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推進,應當逐步劃清二者的職責范圍,給法官減負。

    (二)科學配比:協同辦案的關鍵所在

    審判輔助人員有助于法官專注于審判核心事務,提升審判效率,這已成為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的共識。在兩大法系國家,一般輔助人員的數量遠遠多于法官數量。在大陸法系,日本法官與其他工作人員的平均比例為1∶6,德國法官與其他工作人員的平均比例為1∶4。 在英美法系,美國俄勒岡州法官與其他工作人員比例為1∶8,科羅拉多州比例為1∶12。當下,我國法院法官與輔助人員配比比例普偏較低,已經成為影響審判執行效率提升的瓶頸。讓法官從事務性工作中解脫出來,集中精力研究事實認定、法律適用、裁判方法等核心事務,成為現實形勢發展的需要。

    科學配比法官與輔助人員,應當建立在對審判事務進行區分,并對各種事務的時間消耗、工作量消耗進行數據分析的基礎上,結合審判輔助人員構成比例進行分析。實踐中可以對以下因素作出考量: 

    1.縱向劃分。基層法院受案大多是簡易程序獨任審判,普通程序案件一般由法官與陪審員組成合議庭共同審理,“一審一助一書”是比較理想的組合模式,法官、助理、書記員應當實現同比配備。中級法院是合議庭審判,應當按照合議庭配備法官助理和書記員,其中“三審三助三書”應當是基本配置,考慮到糾紛數量的激增,案件復雜程度的提升,提高輔助人員的配比也是形勢需要。

    2.橫向劃分。刑事案件中,由于送達、提審、投監等程序性事務較多,書記員能比法官助理發揮更大的作用,應當提高書記員的配比。民事案件中,法官助理在組織雙方進行證據交換、庭前調解等審判性事務中發揮作用的空間更為廣闊。此外,民事案件中需要處理大量的送達、保全、核實證據等輔助工作,輔助人員配備比例應當適當提高。

    3.自身衡量。對于法官自身的工作量,可以從質和量兩方面進行權衡。一般來說,擔任合議庭的審判長、從事疑難復雜案件處理的法官,完成同樣數量案件審理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同樣,年結案數較多的法官,其需要處理的輔助性事務也必然相應增多。對于那些工作量較大、工作負荷較重的法官,應當提高輔助人員配比。

    (三)增加輔助人員:提升效率的可靠路徑

    面對法院系統輔助人員流動過于頻繁、難以形成穩定隊伍的現實問題,司法實踐中進行了不少探索。2003年推行的聘任制書記員以及 2004年推行的法官助理制度,由于實踐中的種種原因,都沒能全面推廣。本輪司法改革,應當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拓寬輔助人員來源渠道,破解輔助人員增補難的困境。

    首先,內部挖潛。必須牢固樹立以審判為中心的理念,盡量削減非審判性事務,壓縮行政人員數量,將人力資源向辦案一線部門傾斜,提高輔助人員的配比。此外,要以員額制的改革為契機,科學劃定法官在各部門之間的分配比例,優先保障一線辦案部門的實際需要。對于一線法官占全院法官比例較低的法院,要嚴格控制審核批準新的初任法官。同時,區分不同層次法院,合理設置初任法官的任職年齡和來院時間。建議設定如下條件:在最高人民法院、省一級高級人民法院工作,被任命為法官的要年滿35周歲,在中院法院工作的,需要年滿32周歲,在基層法院工作的,需要年滿28周歲,同時,相關人員要具有從事法律工作五年以上的經歷。對于來法院時間較短的人員,要優先滿足審判輔助人員配備需。

    其次,探索購買社會化服務。不少基層法院,尤其是一些審判任務特別繁重的法院,已經對現有審判資源進行了充分挖掘。以筆者所在基層法院為例,2015年共受理各類案件7877件,辦結7402件,由于案多人少矛盾突出,已經動員了綜合部門所有具有審判資格的人員分擔辦案任務,盡管如此,一線法官辦案壓力仍然較大。因此,寄希望于通過政法編制內人員結構調整,化解案多人少壓力空間有限。購買社會化服務,提高審判輔助人員比例成為現實選擇。現代公共管理理論提出了“政府雇員”的概念,政府雇員按照契約化管理,從事專業性工作,沒有行政編制和職務,不行使行政權力。???? 法官助理、書記員從事的基本上都是與審判相關的輔助性事務,并不行使裁判權,同時還具有較強的專業性,適宜采納政府雇員的原理,從社會購買服務。

    (四)分類管理:協同辦案的制度支撐

    現實中,我國對員額制法官以及審判輔助人員缺乏應有的分類管理制度,導致法院人才流失嚴重。審判團隊高效的工作需要有良好的制度支撐,我們應當逐步建立符合審判工作規律的人員分類管理制度。

    首先,職務序列管理。法院的人事結構管理體系應當是縱橫交錯的立體模式。在橫向分類上,有法官、法官助理、書記員等職務分類。在縱向分類上,可以根據必需具備的資格條件、任職年限、審理案件的復雜程度等因素,劃分出不同的職務層次。在設計具體制度時,應當考慮不同職務序列人員交流遞補機制,保證法官晉升和法官助理入額的正常通道。本輪司法改革方案中也明確提出,預留一定的員額比例,為未能入額的人員和優秀的輔助人員保留入額空間。???? 即使員額制正式實施后,隨著老法官退休等因素,也會出現員額空缺需要遞補的情況。因此,具有公務員身份的法官助理、書記員,達到法官任職資格條件的,應當通過遴選程序選任為法官。

    第二,專業技術標準。目前,審判輔助人員的選任并沒有專業的標準,對審判輔助人員技能的考察,應當根據審判輔助事務不同崗位的要求,并結合法院實際需要,實踐中達成共識的是應當突出對法律素養的要求,但具體標準設置上還難以把握。事實上,法官的工作習慣和工作方式不一樣,對法官助理的要求也不一樣:一些法官可能需要能夠幫助其輔助完成更多的法律程序事項,一些法官需要能夠幫助撰寫法律文書等。可以根據各地法官的需要進行分別確定,可行的方法是由法官參與進行互選匹配,以提高法官與助理之間的契合度。同時,對于不同職務層級的法官助理,可以明確不同的技能標準,以此作為選任、考核依據。

    第三,穩定職業保障。不少法院提出,對于未能入額的審判員,保留其法律職務和待遇,但具體保留哪些待遇并不明確。筆者認為,對于那些在審判崗位上工作多年、具有審判職稱但未能入額的法官,雖然由于種種因素未能入額,但我們不能抹殺其在工作崗位多年辛勤的付出,因此,其工資不應當與員額制法官有所區別。當然,對于入額法官,考慮到其辦案的辛勞,可以多補助一些津貼。對于編外輔助人員,也應當從政策、編制、經費等方面為其提供保障,尤其是編外書記員掌握著速錄技能,工作強度相當大,應當提高聘用合同的長期性、穩定性,對于其薪酬待遇要體現專業性特點,并結合司法人員特殊的職業要求,適當高于同類專業人員。同時,根據輔助人員的職務層次實行差異化標準。

    結 語

    任何一項改革都會牽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本輪司法改革既要達到既定的目標,又不能造成利益的混戰,引起人心的震蕩。本文只是對未入額法官協助辦案模式做了初步的探討與設想,很多問題有待更為全面精細的研究。但是我們相信,在司法改革穩步推進的基礎上,一定能構建科學合理的辦案模式實現審判效能的最大化。


    (作者:舒城縣人民法院  張樹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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